山见鹿

Горьким словом моим посмеюся. 」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母题的repo

*算是从作家作品母题的角度简单介绍一下作家作品…


小说的艺术形式在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时光里已经得到了大量创新,几臻完美;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小说又得到了新的元素,它被巴赫金称之为“复调结构”。

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使得小说有别于其他的文学体裁。不同类型的小说具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中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意义,这取决于读者自己。小说首先可以被分为事件层次,即在故事情节层次上被阅读。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概述一个故事的内容,比方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层次,就是一个家庭中父子与兄弟五人间的重重冲突导致的一起弑父事件。它显示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每个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展现的情节也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印证,这就被称作事件小说。很多小说到这个层次就已经结束了,但是陀氏的作品内涵还可以再往上一个层次。
社会历史的层次较之情节和故事更进一步,这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有关历史政治的主题可能不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是可以展现时代的内涵。作家曾经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批评过西方资产者的贪欲和西方式自由带来的罪恶,恰是当时“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社会变革观的展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以文学形象展示了作家批判过的社会问题。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解,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很难被国内读者理解,它是根植于特定文化与宗教背景下的产物。但是就其母题而言,“东方与西方”“欧洲与亚洲”对于今日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而言也依然是没有彻底解决的棘手问题,至今仍在引发各阶层之间的冲突。

原先开过一个玩笑,就是说一翻书,陀思妥耶夫斯基名字的出现频率特别高,哪儿都有他。之前在找他和白银时代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按理说文学与哲学认识世界的演绎方法也是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学科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进程中理应具有同步性,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演绎的母题却往往在过了几十年后的哲学与心理学等等领域里得到印证。比方说有时候看到分析二战时期法西斯主义形成动机的著作,往往提及尼采1895年出版的《权力意志》。尼采在这部著作中提及“超人哲学”,被视作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尼采阐述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在1866年出版的《罪与罚》中被拉斯柯尔尼科夫阐述过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么说的,“人按照天性法则,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第二类人则推进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意思就是这种千千万万中才产生一个的“超人”,可以毁灭千千万万人,踏过尸体与血泊,但是同时又被人们认为是为人类造福。)陀氏甚至早于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他笔下的人物有很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弑父现象,梦境暗示,等等等等,以至于后来弗洛伊德除了用医学案例证明自己的潜意识理论之外,就是用陀氏的作品作为佐证。即是,陀氏的作品虽然提出的问题有限且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是它们可以在随后的历史语言环境中被不断地解读,不断地被后人演绎,赋予后世的崭新意义,所以搁哪儿都能看见他……

小说家不是政治学家或者哲学家,他不是来开药方的,是来指出症结所在的,陀氏对于人性的研究用意亦在于此。文学的力量,在于敏锐的发现,深刻的表达,以感性方式表现真理。虽然对于陀氏一直争议不断,但是主要是基于他的政治倾向性和宗教意识而言的,对于其文学地位几乎没有过质疑。

回到小说的母题上……对于“小人物”的描写是俄国文学的固定主题之一。自普希金的《驿站长》而起,果戈里的《外套》,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都是在讲这个主题。陀氏的处女作《穷人》也是表达这个主题,大概是出于对普希金的崇敬。不过《穷人》中的杰武什金虽然有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但是却是以自己的人格占据心灵主导的。陀氏比普希金与果戈里深刻的地方就在这一点。
陀氏的第二部作品不是特别有名,一般评价也是认为这部小说相对平庸,即是《双重人格》。母题就和小说名字一样,就是讲人的双重性的。历来小说喜欢把人分得黑白分明,善恶对立,但是陀氏认为善恶是同时栖居在一个人身上的,人本身包含着兽性与人性。由于是中篇,篇幅所限,只是提出来这个问题而已,没有深入发掘。但是陀氏之后的作品中无一不在深化这一主题:《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加以洛夫,《群魔》中的斯塔罗夫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和伊万,等等。

陀氏小说主题中有一个经常被诟病的元素,或者说是潜在主题,就是宗教意识。很早以前做陀氏科普的时候有一位妹子跟我提及她不是很喜欢陀氏的宗教倾向,当时我对他的宗教意识不是很了解,所以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我身边来说,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就很少,基本是日常生活里接触不到的东西,理解起来肯定有难度;而且这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如果你要理解他的宗教意识以及这种宗教意识的产生缘由,势必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思想往往产生于时代的基础上,今人看前人时实际上一种穿越的眼光在看,拿现代的观点去衡量十九世纪绝对是不客观的。不能理解的不代表是错误的,浅浅阅读过也谈不上真正理解。

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俄罗斯文学中不能逾越的话题,有很深的俄罗斯历史背景。沙俄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农奴制历史悠久,这种制度借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是在当时的一种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以苦难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寻求内心慰藉和平衡,是很高尚的行为。陀氏作品里很多矛盾都是用“苦难救赎”这种思想处理的,《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涅莉对瓦尔科夫斯基这种恶魔的行径就是用东正教提倡的容忍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它已经成为俄罗斯性格中不能缺失的消极组成部分。最后陀氏设计的结局是,涅莉临死前说,“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的所有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

说到宗教这个,最后想说一句。老陀是正儿八经非常虔诚的东正教教徒,东正教和天主教是有区别的,而且天主教可以说是陀氏为数不多的几件非常反感的事物之一。如果有比较愿意考证的姑娘在写到宗教paro的时候最好能注意这一点,毕竟别人的信仰这个还是应该尊重的。写错了小心他半夜出来吓人哦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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