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被收录在《敬天地》里的一篇。
无CP，是从本田菊视角出发来写的王耀。
没有准备耀诞，也不卡点了，就直接发了（咕咕）
1
我第一次见到“王耀”这个名字，是在本田先生所著文集的致辞里。这个陌生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本田先生虽然是出了名的礼数周到，但被他写进致辞里的人用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而且都是几位熟面孔。那时候我在一家出版社供职，没多久就接到了编纂本田先生回忆录的工作。本田先生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中国，他在当时的奉天和北平待过一段时间，大约有几年，然后就辗转到上海，在那里一直待到回国。有关在上海时期的经历，本田先生已经向媒体讲述过无数次，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而关于本田先生到达上海之前的经历，由于他本人鲜少提及，所以资料也少得可怜。显而易见，“王耀”这个人仅仅存在于本田先生中国之行的开头部分，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既然我接到了这份编纂回忆录的工作，那么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无论如何也应该将本田先生与这位王先生之间的过往挖掘出来。
我先将所找到资料内容罗列一下。本田先生于1936年夏天从奉天抵达北平，随行只带了自己的衣物和相机。他被委派到使馆从事翻译工作，活动范围也主要在使馆区内。翻译的薪水并不算丰厚，他随身带了相机，一部分原因出自个人记录风土人情的爱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受到报馆媒体的委托。他以化名向一些报纸提供照片，也许还向一些学生办的新潮杂志供过稿，但这一点无法确认。他似乎与很多人有过交集，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甚名谁，本田先生都没有明确地说过。但可以肯定，从这些人的职业上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绝对不会居住在使馆区内，这一点与他的自述相互矛盾。
以上就是我在被允许查看本田先生早年在北平居留时的日记之前所能够了解到的一切。尽管这本日记残缺不全，只剩下开头和结尾两个部分，但我仍然从中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在本田先生的日记里，“王耀”这个名字贯穿了他在北平期间的生活。在下面的内容里，我将以本田先生为第一视角来叙述这个故事。
2
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王先生的名字了。自从在天津港见过一面之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又回到了东三省，那里看似平静，不满与动乱却在悄悄累积着，前景虽然不明朗，但也更适合他将自己隐藏起来。也有的人说他已经南下，局势动荡，我们都处在悬崖边缘，王先生这样敏锐的人想必早已闻到风声，早早收拾行装去了长江以南。甚至有传言说他现在在香港，有人看到了和他长相近似的青年。最后一种说法最让人难以信服，传话的人提供了肖像，但我认为他的眉眼和王先生并不像，尤其是眉毛。
另有可靠的朋友告诉我，王先生其实是先我一步去了北平，只是因为我连续数月只在使馆区内活动，所以才没有机会遇到他。
“那么王先生现在在哪里呢？”
“应该是在学校任教吧。不过具体是哪一所就不知道了，北平的学校太多，你恐怕很难找到他。”
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一个结果：想在偌大的京城里找到王先生，几乎如同大海捞针，希望十分渺茫。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了与他再次见面的念头，毕竟眼下还有工作要做，我还不能离开。
这个周一，警视厅向我寄来了一份文件，内容与北平城内最近频繁发生的凶杀案有关。自从命案发生，我一直以来向督察追问，这算是给了我一个答复。文件内容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样，一份死者的身份证明，一份法医的鉴定报告，以及几个发现凶案现场的市民所供的证词。死者是一名“白俄”，年轻女性。她是被几个早起晨练的人发现的，死亡时间在前一天晚上。死者身上的财物全部都还在，但是面容被损毁得非常厉害，这种残暴的做法也许是因为凶手不希望别人发现她的身份。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消息传得飞快，围观的人群中马上有人通过她所穿的衣物和手臂上的刺青看出了她的真实身份，于是警方立即差人去了她生前工作的酒吧。直到警察找上门之前，她在酒吧认识的朋友们还在和顾客们嬉笑聊天，而她却躺在城墙附近纵横交错的街道里，血迹已经干了。
编辑们似乎认为我的职业并非记者而是侦探，他们希望让我跟进报道最近这段时间里发生在北方城市中的此类案件，以此证明中国北方的社会秩序正在失控。事实上，这一点根本无需我用一系列报道来证明。这种恐慌不仅来自中国人，也同样来自那些因各种事务滞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即使使馆区里的达官贵人们仍然拒绝拉开他们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所有人也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已经站在了动荡的边缘，哪怕是最老牌的中国通也不能断言这个国家下一步将走向何方。而这些口岸也并非一直如此混乱。就我与其他人接触所得到的消息来看，这座城市曾经秩序井然，直到那些遥远的欧洲国家接连爆发对内和对外的战争，大批的外国人流亡中国，其中最多的就是那些“白俄”。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被发生在自己国内的事态吓坏了，就带着所有的财产和勋章出逃。他们一开始还有钱和珠宝，这让他们还能够住在每座大城市的外国人聚集区里。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得太久，钱很快就会被花完，珠宝和晚礼服都会被送到当铺中去，这些流亡者的居所会从聚居区中央慢慢地向外迁移，一直到聚居区域的边缘地带，或者流落到港口车站附近的什么地方。这时候他们就开始用酒精和鸦片麻痹自己，直到这一步之前，这些高傲的流亡者一定会拒绝接受自己已经落魄的事实。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我向琼斯先生请求看一看这位死者的遗物，以便在为报馆供稿时能够附上一些照片。死者的物品已经被彻底检视过，现在都被整整齐齐地列在警视厅的桌子上。有一只小坤包，边缘已经磨破了，但仍然看得出做工精良，而且曾经被精心打理过。一管口红，崭新的，还没用过几次。手帕。一只女式手表，上面镶了几粒钻石，看上去价值不菲，装饰的意义远超过其实用性。有小道消息说，凶手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死者生前正在攒钱，希望为自己赎身，马上就要攒够数额了。酒吧老板知道这件事，所以才谋财害命。但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可能只是臆测而已，否则这块手表不会还被留在死者身上。那么这块手表是她攒钱为自己置办下的，还是某件从故国带来的纪念品，又或者是哪位多情人为讨她欢心而买的呢？老实说，最近这一系列案件都太乏味了。不仅案件的血腥程度类似，每桩案子背后的人生惨剧也类似，除了叹息还是叹息，叹息到最后只剩下麻木，也许这件小饰物背后暗藏的故事还能重新激起读者们的怜悯之心。我抬起头向琼斯先生看过去，希望得到他的解答，却发现这位警探先生正在看今天的街边小报，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种街边小报出得很快，它们热心地替没有功夫思考的人们提供真假不定的消息，所作所为毫无底线，只要有人付钱，不论什么消息都能被刊登上去。以我之见，北平城内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流言和诬陷都滋生于这些小报褐色的纸张上。琼斯先生将这张报纸展开，用力地抖了抖，带起一片细尘。伴随他打开报纸的动作，印刷在报纸背面的一张照片也被一块一块地展平。那是一张放大后的照片，一位绯闻主角的侧脸占据了整张照片三分之一的位置，而在照片角落的行人里，有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放大到我的眼前。虽然拍摄的角度很偏，图片也很模糊，但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照片上的人，正是我一直想要再次拜访的王先生。
这时候，琼斯先生终于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满脸不明所以地将报纸翻了个个儿，问我到底在看什么。我用手点了点这个侧影，问琼斯先生是否见过他。以优秀记忆力闻名的琼斯先生皱着眉头对这张照片端详许久，看得出他在努力地从记忆中搜索这张面孔。末了琼斯先生一拍大腿，对着我大声喊道：“本田，你猜我在报纸上看见谁了?这不就是在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和我吵了一架的那家伙嘛！”
紧接着就是一串美国式的滔滔不绝。琼斯先生是个典型的美国公民，常年生活在阳光灿烂且气候温暖的地区，这种地域特征也影响了他本人的性格。在公共场合，琼斯先生通常是说话最多也最毫无顾忌的那个人，而且乐于打破酒会沉闷的气氛，几乎所有不着边际的点子都是由他提出的。或许他就是这样一个乐天派，也或许这只是他特意对外表现出的一面，因为一个粗心大意又不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很难取得琼斯先生在事业上的成就。但不管怎么样，那些老派绅士乐于让年轻的琼斯先生扮演这么一个热情真诚的角色，替他们说出一些他们不方便说的话，也结识到了一些他们不方便接触的人。我想这也许是作风新潮的琼斯先生与在中国待了多年的老古板们之间所形成的默契。
至于王先生在听到琼斯先生对他的评价之后作何感想就是后话了。琼斯先生称得上是一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只是偶尔行事有些莽撞。听完我的请求之后，琼斯先生当即出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对车夫说过地址之后就将我径直推了上去。
“本田，我在警视厅还有工作要做，不能带你过去找他。不过我已经把地址告诉车夫了，你只管去见他就行啦！”
说罢，琼斯先生还摘下帽子朝我挥了挥，夸张地模仿起电影里车站离别的场景。在下相信琼斯先生对我的帮助一定是出自真心，但他其实只要告诉我王先生居所的地址就足够了。在上车之前，我想起来自己的相机还放在证物旁边，但琼斯先生实在太过热情，完全不给我说话和往回走的机会。为了不辜负这份来自大洋彼岸的深情厚意，我只好先暂时放下拿回相机的念头。
在我认识王先生之前，“王耀”这个名字就已经在北方学生们中间流传开了。他的随笔与诗先是被印在青年们手中的刊物上，之后报刊被当局禁止发行，这些方块字就转移到到了地下印厂的机器里。再到后来，印厂也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关停了，这时候再出现在学生们的手抄本旁边的就是本人手稿的复印纸，那上面印的就是一手俊逸的好书法了。他有许多的笔名，但个人风格非常鲜明，因此即使文章换了署名，看内容也一望即知。又有人传言，也许“王耀”也只是他的众多代称中的一个，他的真名应有更广阔、更深邃的意义。
我出于好奇，也从别人手中借阅了一本。书很薄，是由几份手稿的复印件订起来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本小册子。后来，书的原主因事还乡，临别时，对方将这本书赠与在下，权当是一个纪念。
接下来的过程颇具有戏剧性：我应约拜访一位暂居天津的商人，发现会客室里还有一位客人。他是个年轻人，但看不出来具体的年纪；穿戴得很简单，也看不出来具体的职业。相比于我来说，他的举止似乎显得更随性些。那天这位朋友因为别的事而来得晚了些，我便与这位年轻人在会客室里一同等了近半个小时。对方显然察觉到了我探询的目光，但是却一直没有主动搭话。等待的时间实在长得有点难熬，我想起来之前受赠的这本小册子还装在包里，就把它掏了出来。
年轻人没有刻意地将视线停留在哪个物件上，似乎对室内的环境十分熟悉。他的目光本来在会客室里来回梭巡，一直到看到我手里的这本薄书时才猛地停顿下来。尽管与对方隔着近半米的距离，我还是能感觉到对方身子一僵，把后背挺直了些，然后又将视线游移开去。反复几次之后，主人还没有要登场的意思，而会客室里的气氛已经沉闷得几乎可以凝固成型。对方终于决意要打破这种不自然的沉默了，向我问起对这本小册子的看法。我将自己的看法如实地说了出来，还念了一段，但被对方打断了；末了，我表示如果有机会，想见一见这本册子的作者。对面坐着的年轻人听得很认真，但在我提出与作者见一面的愿望之后，表情显得有些不自然。他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话还没出口，就被匆匆登场的主人打断了：
“被一点小事耽误了，刚刚送走另一位客人，实在抱歉。”
我要来拜访的这位朋友也姓王，名濠镜，是个出色的生意人。他的经营活动主要在沿海一带，这次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他从常居的南方长途跋涉到了天津，就我所知，个中缘由应该不是单纯出于生意往来。我与他本来并不熟识，是另由报馆的前辈牵线认识的，这次拜访也是听从前辈的建议，另外还要把一些文件转交给他。先前与我闲聊的年轻人和他简单寒暄了两句，就起身去了别屋。
在对方离开之后，王濠镜转过身，问我需不需要再添些茶。我向他道谢，并问之前离开的那位年轻人是谁。
“是我的大哥。”王濠镜笑着回答。这个答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单从样貌看，对方并不显得比眼前这位生意人年长。这时候，王濠镜注意到了我手中尚未收起来的册子，看了一会儿，问我是否最近在读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眼睛笑得更弯：
“这是我的大哥写的。”
这个答案与先前王先生的反应联系到一起，那不自然的表情马上便说得通了。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在报馆召开内部会议时，总编辑会将每个人写的报道都念上一段，那感觉真是如坐针毡，实在尴尬得很。
这便是与王先生的初识，只不过是一面之缘罢了。王先生后来告诉我，他一点也不想回忆当时的场景。
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车夫在一条胡同前刹住了脚。路很窄，与在下在北平其他地方所见到的热闹景象不同，这里格外地安静。我向车夫付过钱，然后朝胡同深处走了进去。往前是一处院落，并不算大，布置得很简单。院子里种了石榴树与枣树，摆了几盆开得正艳的海棠花。中央还有个池子，但是里面还干涸着，没有放水养鱼。阳光沿着天井在地上切割出了方方正正的一块，像摊开的煎饼，天气比几个月前凉爽许多，连日光都显得薄而脆。院子里静悄悄的，不像是有人在家的样子。我有点失望，但又觉得庆幸。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琼斯先生那样莽撞的热情，我果然还是应该改日再来，并且在来之前还应该写一封用来告知主人自己希望能够择日来访的信函。在走之前，我对这座院落产生了兴趣，还想再仔细看看，就绕着院墙兜了几圈。这处院落很有年头了，兴许是从某座庭院里分隔出来的，地上的花砖十分精致。我开始数起地上的砖格，脚步追着自己的影子，完全忘记要抬头看路，结果转到第五圈时，我就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王先生撞了个满怀。
王先生看到我时好像非常惊讶，甚至还往后退了两步。趁此机会，我大略打量了一番王先生的装束。我的那些朋友所说的确有依据，王先生的打扮完全就是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还戴了一副圆框眼镜。这次我决定率先打破沉默，便问道：
“您来北平多久了？”
话音刚落，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王先生同时开了口，并且问了对方同一个问题。王先生笑了起来，告诉我在天津见过面之后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他便动身离开了，本身在天津居留也只是为了和常年在外经商的弟弟见上一面。那时候他就已经接到了在北平的教职。
“我在奉天可得罪了不少人。”
王先生用轻松的语气对我说着，然而我知道背后缘由绝非有他说得那么简单轻巧。传言说奉天的军阀与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之间产生了分歧，也许不久之后就会有大事发生。猜疑与议论充斥这座城市的街头，有如古老城楼上徘徊的鸦群。学生和居民似乎都有各自的意见，虽然明面上还尽量维持着平和，但人们在私底下的争论已经沸腾。在北平的这几个月里，我见到的从奉天离开的人并不止王先生一个人。但是在如今的情形下还选择留在北平的，除了一些恋土恋家的本地人，就只剩下冥顽不化的使节们了，连那些被边缘化的流亡者都在想办法弄到新的身份证明，好在尚未一文不名时前往中国的南方，在那里寻找新的生活。大使们坚信，即使是在这样不明朗的前景下，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也一定会得到保障，他们伟大的祖国不会将他们弃之不顾。所以，即使上座率只相当于先前的一半，六国饭店里依然为这些贵客提供香槟和雪利酒，穿着白衣的侍者也依然会在客人们谈话时从棕榈叶后走出来，悄无声息地替换掉架子上已经装满了的黄铜烟灰缸。哪怕他们此时此刻身置其中，只要拉上窗帘、将他们的金丝笼子与喧闹的华人区隔开，这个已经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古老国家就与他们无关。
王先生认为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自己回到北平的原因。其实也不必追问，原因已经被他写在那些小册子里了。这座城市承载过厚重的历史，在它命途难测的时刻，总应该有个人见证和记录下这一切。如果我在见到王先生之前听到这样的话，我会觉得这是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浪漫宣言。但如果提出了这个想法的人将此付诸实践，那么他一定有着非凡的勇气。
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一个青年从院子的角落探出了头。这个青年管王先生叫老师，但是他看上去好像和王先生的年纪差不多。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还有一扇小门，被枣树的枝叶掩盖住了，所以我一开始才没看到它。王先生与他的学生聊完，交待了几句什么话，一回头便撞上了我的目光。他笑了笑说，他刚才就是从这扇门出来的，没想到刚好碰见正在数花砖的我。
“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就先到屋里坐坐吧？”
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靠窗户的桌上放了一盆白牡丹，角落里不起眼的地方挂了一把刀。仅从刀鞘的装饰来看，似乎颇有来历，但因为和我隔得太远，所以看不仔细。写字台边缘整整齐齐地码着已经看过的学生习作，中间堆了一叠文稿，或许是他自己的，也或许是哪里的文馆委托给他的工作。
王先生将他的眼镜随手压在稿纸上，一边去拿茶壶，一边向我解释他自己最近工作太忙，还没有认真收拾院落。忽然地，他话锋一转，回头看着我问道，“本田先生今天来找我，就只是为了闲聊吗？”
先前戴着眼镜的王先生看上去温和又内敛，我没料到藏在镜片背后的这双眼睛会这么锐利明亮。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脸色将内心的慌乱表露无遗。这让我看上去更加可疑，他一定已经从王濠镜那里知道了我的姓名和职业，当然也知道了我的国籍。如今外界是这样的情形，一个从日本来的记者与自己仅有一面之缘，却不知道从哪里打探到了自己的住处，没有打声招呼就贸然出现，任谁来看都会觉得我应该另有所图。我想要为自己辩解几句，但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如果说“请相信我，我不是什么间谍，只是一个对您感到好奇的记者”，这话听起来和“此地无银三百两”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王先生盯着我窘迫的样子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收起了先前锋利的眼神。
“请您别责怪我的试探太过无理，本田先生。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我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伸手接过他递过来的茶杯。这时候，我听见王先生笑着说：“濠镜告诉我，你有遇事冷静自持的品格，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表现得镇定自若。照他的说法来看，能看到像刚才试探本田先生时那种慌张表情的人，也许并不多吧？”
我险些被滚烫的茶水呛了一口。“您竟然因为这样的小事感到得意，也让在下深感意外。”于是我便如此回答道。
3
本田先生在北平时期的日记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前一部分的内容到这里便结束了。中间的部分是被人用裁纸刀裁掉的，留下了整齐的切口，有些毛边甚至是在裁掉之后又修剪过的。这个细节让我觉得有些在意，因为通常来说，撕掉日记如果是为了销毁内容，那么这个过程不应该这么用心，日记内页被用力撕扯下来的可能性更大。尽管不能确定，但是这种堪称呵护的精心裁剪和所表现出的珍惜态度，让我对这部分内容的去向产生了好奇。简而言之，如果我的猜测没错，这部分内容说不定是被留在了当时北平的某个人手里。因此，在将本田先生的北平之行整理出头绪之后，我决定亲自去本田先生所提的那间院落看一看。在行程途中，我依然会以本田先生的视角出发，将这张地图的下半部分拼凑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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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是，说服王耀这件事比我想象得要难得多。尽管王耀一直拒绝离开北平，但我还是在试图说服他。北平已经不再安全了，连曾经在这里备受尊崇的外国使节和官员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即使没有那些褐色的花边小报煽动，流言和恐慌也有足够的土壤滋生发展。有传言说，日本军队如果不能立刻攻下这座曾经的首都，他们就会切断通向这座城市的所有运输线路，让城内的居民被活活饿死。还有传言说，如果外国人再不离开这座城市，就会被日本军队赶到为他们建立的隔离区里去，就像牛羊被赶进圈栏里一样。我把后一种传言讲给王耀听，他居然笑了起来。他说，先前没有战争的时候，这些外国人也住在笼子里，只不过笼子是金丝编的，尺寸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我承认这话说得不假，但眼下不是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情况越来越不妙，在今天早上，我将琼斯先生送上了南下的火车。这回，我们的位置互换了，该朝着缓缓离去的火车挥舞帽子的人变成了我。琼斯先生在上车前和我聊了很久，说他在北平的使馆区里见到了无数的好人，也见到了无数的坏人。使馆区外也是同样的，那些位高权重的老派绅士们派他联络居住在使馆区边缘的流亡者们，他们当中有无数的好人，也有无数的坏人。他和我谈起他在北平办过的案子，其中也包括了那个惨死的酒吧舞女。那个案子最终不了了之，没有人在意一位舞女的正义是否得到伸张，因为他们都沉浸在对未来的恐慌之中。
“那天我还带你见了那个姓王的中国人？什么？我把你扔给车夫就走了？真有意思，我都不记得了，其实那天的工作也没什么要紧的。尽管那家伙在我来中国不久就和我吵了一架，但是他也是个好人。我不记得我们为什么吵架了，这不重要。”
我目送琼斯先生走上火车，然后向他告别。我毕竟不具备与琼斯先生相同的性格与气质，要求我朝着离去的火车挥舞帽子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尽管琼斯先生现在看上去非常疲倦，但我知道，在火车驶向南方的路途中，他必然能够重新打起精神。等到列车在南方的某个城市进站时，手提行李箱走出车站的琼斯先生便会重新精神抖擞，就和他当初来到北平时一样。
送走琼斯先生之后，我没有立刻回到居所，而是沿着哈德门大街慢慢地走着。随着使馆区居民的迁离，在这里等候揽客的人力车夫都比以前少了很多。报社也没有再向我委派新的工作。我在思考是否还要留在北平，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或许我也应该去南方寻找新的机会，或者干脆回国。不知不觉中，我走到了位于使馆区边缘的胡同里。这里是滋生罪恶与堕落的恶土，那个不幸惨死的舞女就来自这里。往前是被称为“希望之岛”的教堂，教士们给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他们经常收留来自周边地区的弃婴。现在这里的鸦片馆和妓院大多都已经关门，偶尔会看见几个从中流落出来的人坐在街边，等不到顾客便会朝教堂走去，我猜或许教堂偶尔会向他们提供一些救济。但眼下教堂的门紧闭着，我看到他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淡色的日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看上去更加苍白了。
再往前，就是琼斯先生将我推上人力车的地方。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眼下正有一辆人力车停在那里。我告诉车夫地址，他坚持要我先付钱。价格比平常要高，在路上车夫又向我讨要小费，我注意到他绕了远路。我最终在胡同入口停下，从入口往里面看，路面还是一样的狭窄，院子里还是一样的安静。但我确定王耀还没有离开，我走进他的院子，那个干涸的水池现在已经蓄满了水，里面还有几条锦鲤。我径直朝着那扇侧门走了过去，这次我来得正是时候。
教室里已经没有什么学生了，只剩下王耀和另一位青年。
“这里写得不对，”王耀用眼镜框敲了敲印刊的一面。这份印刊显然是刚印出来，纸张翻着新鲜的油墨味。他又重新开始印刊了，我摸了摸我的口袋，那本印有手写体的小册子还在里面安稳地放着。那些字被印得小小的，墨迹又很浓烈，远看上去像是一排排挤压的小方块，密实地摞在一起，几乎要被这艳阳的热度所熔化。“乡下近二十年来才有花圈吊祭的习俗，先前是没有的。”
被指教的青年听着，频频地点头。教室的门大开着，北方广阔的天空清澈透亮。更远处是广场，一群人聚集在那里，热切地低语着。这蜂鸣般的躁动已然融入了风声，空气仿佛是在和声浪一同沸腾，但又在某个时刻陷入决然的寂静。王耀惊醒似的抬起头，青年也转过身去看，却看见人潮如同涟漪一般向外扩散，渐消渐止。盘旋的鸽群纷纷地落在树梢与屋顶上，一地无声的夕阳。
我走向他，告诉他我刚刚送走了琼斯先生。他显然记得这个聒噪的美国人。然后，我再一次向他提出离开北平的请求。不出我的意料，他再次回绝了我。
“但是我要走了。”我对王耀说，并向他解释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我这样的普通人生活。战争对所有人都一样残忍，无论你来自何方，怀揣何种理想。
王耀一边听着我絮絮叨叨地说话，一边把目光转向远处的落日。
“该走的时候，我会走的。”他说。
紧接着他又说：“该回来的时候，我也一定会回来。”
临行前，王耀到车站送了我一程。他站得很直，眼睛也直直地看向我。我与他都非常清楚，在眼下的时局中，离别重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先前我从别人的手中受赠了一本薄书，我也将自己拍的一些照片和日记的一部分赠与了他。
他将这些东西收好，放在了贴身的口袋里。然后他向我道别，说道：“那么我们来日再会吧，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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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找到了本田先生在日记中所提到的胡同。如他所言，胡同的路面很窄。胡同里面的住户早已搬离，外墙已经被拆除大半，住户们所种植的树连同它们倚靠的围墙一同被推倒了。现在还不是花期，光秃秃的树枝被压在砖块瓦砾之间，分不清哪一棵是王先生曾经种下的枣树与石榴树。我向后望去，看到的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平铺在清晨的马路上。
从本田先生之后的记录来看，他与王耀确实没有再见过面，出于种种原因，他也没有再寻找过王耀的踪迹。现在是早上六点三十五分，我站在这里，手里还拿着本田先生的日记。
本田先生与王先生都不是能表现出过分热情的人，因此在他俩分别时，谁也没去扮演那个朝离站的火车挥舞帽子的角色。尽管如此，本田先生在日记的末尾，依然对王先生写了几笔。在他的记忆里，王耀向他道别，对他说“来日再会”。在列车开动后，王耀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转身离开了。路边店铺播放的歌词里飘荡着梦、鲜花、希望和祖国，王耀快步向前走着，落日余晖好似金色的酒杯，晃动着泼洒在通往前方的道路上。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