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厨房里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走回卧室；现在是下午四点，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洒进来。外面刚刚下了细雨，床板有点硬。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节制地啜着自己那份伏特加。

哦，对。这是我的那份。他想。他站起身来，从五斗柜里又找到一只杯子。玻璃折射的光晕晃了一下他的眼。看上去大致还挺干净。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它稍稍冲洗一下，但是水龙头里面已经没有水了。那就这样吧，他耸耸肩，随手捡起桌布擦了擦。
他边擦边打量这块布：是一块黄色的平纹细布。这绝对不是他挑的。如果换作是他自己，大概会更中意深蓝色。“可是你的房间的色调已经够深了。”这是给他挑这块布的人说的话；但是是谁说的？
这块布原本被铺在餐桌上。餐桌是木质的，上面原本摆了镀银的餐具和一盆蕨类植物。还有茶炉，画着蛮华贵的金色花纹，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很喜欢用它煮茶。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伏特加倒进杯子里。神职人员喝不喝酒呢？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拿着酒瓶的手顿了顿。似乎是不喝的。可是也没有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瓶中最后一滴酒倒进杯子里，心安理得地想着，上帝会知道谁家有水而谁家没有水的，以他的宽宏大量，一定可以原谅这个小小的过错。
四点一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端着杯子陷进沙发里，从这儿可以看到外面的车道。车道上扔着好几个满满当当的纸箱子，除却他手中的和预留给霍桑的那个杯子，其余的玻璃杯和陶瓷罐，还有咖啡壶和盘子，都被拿报纸包好了塞在里面。擦得锃亮的铝制炊具也占了一部分地面。浅金色的蝴蝶挥动着翅膀拂过红日和细雨，行人三三两两走过涅瓦大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着，车一辆一辆地开过门廊，没有哪辆停下来多看一眼。换作他也不会留下来多看的。
这座城市满是灰尘和玻璃。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起来和这里第一任屋主见面时候的场景。他当时还是个少年。屋主的妻子是个爱看W杂志的女人，有一头瀑布似的墨色头发，还有一双绿樱桃似的眼睛。他告诉她，她的眼睛让她显得很特别。“噢，”她笑了起来，眼角带起细纹。“那还用说。”
屋主的妻子会在早晨请他到家里来。她穿着旧睡袍，搭配她性感的手；桌子上是俄罗斯红茶，很浓，散发着香气和热度。“你总是来得刚刚好，费佳，”她摸摸他的头顶，“喝完茶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她的丈夫，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有一杆猎枪。他体格健壮，喜欢冬天的时候在烈酒里加柠檬和冰。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看着他用牙齿融化冰块；他和他的妻子一样，喜欢揉他的头顶。
“费久沙，我亲爱的小伙子，”他像个父亲似的教导他，伸手捏着他的肩膀，“你太瘦弱了，这叫我很担心你。开春的时候你和我，还有萨沙，一起去河边打猎，怎么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自己的肩膀被捏得挺痛。他点了点头，接着毛茸茸的触感覆盖了前额。
“这顶帽子归你了，”屋主站起来，边嘟囔着边擦着杯子。“真叫我担心……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得有个什么东西挡风呀。彼得堡的冬天那么冷！”

有汽车引擎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暂时脱离了回忆，直起身来，安静听着外面的动静。发动机熄火。关上车门。踢到了一个铝制锅。鞋跟碾灭烟头。来人在门廊里犹豫了几秒，踏上了台阶。应该是侧着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估计着，还没有打算站起来迎接他。霍桑走到他面前。
“你竟然找了个民居和我碰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晃着杯子。“您可迟到了好一会儿，您看我这酒，都已经快喝完啦。”
霍桑哼了一声。
“您抽烟啦？”
“一天三包，你要知道原因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笑着摆摆手，然后桌子上指了指。“那杯归你。”
霍桑端起杯子来，皱着眉头。“是酒。”
“是酒。”
“我不喝酒。”
“没有水。”
霍桑深深叹了口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候你得学会按照常理出牌。如果你想请一个敌对组织的成员见面，最好找个隐蔽点的小酒馆什么的，不管你想喝黑啤还是长岛冰茶都会有。”
“可能还有草莓刨冰这东西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淡淡补充道，脸上浮现出孩子气的笑。“我才不会找什么隐蔽的小酒馆。那样的酒馆在圣彼得堡屈指可数，靶子中的靶子。神父先生，伏特加在俄罗斯可不是随手可得的便宜货。”
霍桑又点燃了一支烟。他把火柴扔进桌子上的大烟灰缸里。
“你找我有什么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着下巴，眼睛观察着烟灰缸里的烟蒂。
“你很清楚，”他说话很慢，“你接到我的邀请的时候就清楚。”
霍桑的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你认真的？”霍桑的语气充满了怀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合会失败……”他抬头，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面带笑意地看着他。
“说下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睛微微弯起来。
在这一瞬间，霍桑觉得这双眼睛迷人又危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则小小地显露出了自己狡诈的一面。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合会失败，”霍桑又重复了一遍，不知为何，他有些动摇了。“你现在就想让我协助于你，恐怕为时过早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轻轻哼起了歌。霍桑有点恼怒起来。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刚刚说到草莓刨冰，神父先生，您喜欢草莓吗？”
霍桑茫然而气恼地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
“您该喜欢它的，神父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忧虑的表情来，真诚地望着霍桑。“毕竟我听说米切尔喜欢。”
“！”
霍桑讶然地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微张着嘴，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美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耿直得可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挑挑眉毛，继续诚恳地建议道：
“有首歌，我觉得不错。就是我刚刚哼的那首。叫什么，Strawberry Hill?”
管他叫什么。霍桑想。“你怎么知道……？”
“您是说我为什么知道米切尔喜欢草莓，还是别的什么？”
霍桑沉默了一会儿。“你真的能帮到她？”
“您说呢？”
他妥协了。“好吧。”然后强调道，“不过是暂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站起身来，往客厅的壁柜走去。唱机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出刚才那块黄桌布来，不疾不徐地擦了擦唱机，然后弯下腰在一堆唱片里翻来翻去。

那天早晨陀思妥耶夫斯基照样到这屋主家里去。那天的早晨变了天，雪花正在融化成污水。几片雪花从正对着后院的齐窗高的屋檐上飘下来。车子溅起污水，鸟雀站在白桦树上喳喳地叫。天色越来越暗，屋子里也越来越暗。
门开着。少年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门口。屋主正在收拾箱子，头都没有抬。壁柜上挂着圣母像，茶炉像死去一样沉默着。
女主人红着眼眶从里屋走出来。你走了真让我高兴！你走了真让我高兴！她说着，手在微微地抖。你听见没有？
屋主在不停地把衣服往箱子里面塞。
你走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该死的混蛋！女主人抽泣起来。你都不敢看我的脸。你敢吗？
女主人不停地咒骂着。去酒馆找你的小姑娘吧，她挖苦着。然后她看见了墙上孩子的照片，把它取了下来。
屋主停住了手。萨沙归我。他说。
你疯啦？女主人瞪着他。
归我。他斩钉截铁地说。
女主人尖叫起来。拿着你的东西滚出去，她说。孩子不会跟你走的，萨沙是我的儿子！
少年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门口，他是头一次见着家庭争执，手足无措。那我呢？他想着。然而没人注意他。屋主拎着箱子走了出来，头都没抬一下，把他撞了个踉跄。
女主人在屋里抽泣。先是小声的啜泣，而后成了嚎啕。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屋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夫人。”他说。试图握住她苍白颤抖的手。
女主人擦了擦眼睛。“给我弄杯酒。桌上那杯水太多了。让他滚吧。”她自言自语起来。“让他滚吧，我不在乎。我明天就走，离这儿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了。萨沙会一直和我在一起的，直到他上大学，离开家……”她又哭了。
那我呢？少年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想着，却最终没有问出口。

“嗨，神父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堆唱片里抬起头来。“你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死亡的吗？”
没等霍桑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经和一家人相处得不错。那家人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有年开春，那家的主人带着他一起去打猎。他们步行穿过一片草地，冰块已经融化，河水溢出河床。过桥的时候，那家主人扶住他的肩膀，就像一个父亲会做的那样。“小心些，费佳。过几天这里就会发洪水了。”那天很潮湿，刮着风，破碎的乌云很快地移动过天空。地面湿透了，不小心就会踩到厚草丛里的污水坑。和他同行的那个叫萨沙的少年，刚刚学会讲脏话，每次碰到水坑就会骂出来。那家主人打一下萨沙的额头，“闭上嘴。费佳和你同龄，但是可比你文雅多了。”
水位很高，溢出了河道，围绕着树根奔涌。他们就这么走到了林场边界，一头牛被楔在了铁丝网上。它皮肤灰里透亮，胀鼓鼓的，眼睛还睁着。萨沙拿树枝戳了戳它的眼睛。
霍桑听他说完。“那么，后来那家人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耸耸肩膀。他们离开了，萨沙和母亲踏上了往欧洲去的列车。那个屋主，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在这座城市里过。
可那又怎么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刚刚找到的一张唱片，把它搁在唱机上。
“……Get your thrills on strawberry hill, in all your wounds berries will fill……”
陀思妥耶夫斯基靠在墙上跟着轻声哼唱，霍桑望着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我见过有一些人，他们背弃信仰是因为觉得上帝总是忽略他们；而还有一些人，他们失去信仰是因为上帝对他们展现了太多的仁慈。你是哪一种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停下了哼唱。落日的余晖从门廊铺进了客厅，唱机被一层暖金色笼罩。光线有点刺眼，陀思妥耶夫斯基眯起眼睛，连睫毛也被染成金色。他没有回答。
霍桑继续说了下去。“我可以断言，你一定经历过失望或者别的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声地笑了起来。
“神父先生，您不喝酒。”他说。“可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总得有点什么仪式。神父先生，为什么不和我跳支舞呢？”
“什么？”霍桑睁大了眼睛。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辜地看着他。
“这可是您说的，要我学会按常理出牌。”

那个清晨之后的许多个清晨，少年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那户人家门口驻足过。院门上的铭牌换了又换，住户来了一拨又一拨。河流上后来建了小小的牢固的堤，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没去过林场。蝴蝶拂过落日的涅瓦大道，滴血大教堂的轮廓笼着光圈。行人三三两两，城市充满了玻璃和灰尘。
在某一个清晨，少年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次站在了那户人家门口。他手里提着箱子，帽子早就换了新的。院门口的铭牌上依然不是最开始的那个姓氏，而他也清楚，再也不会是了。
“再见啦。”他轻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