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7——山见鹿
warning：路人视角的陀。单人向。
住在楼下的房客昨天上午来交了钥匙。那是个年轻的外国男人，苍白瘦削，眼睛像暮色里的深湖。
“给。”他慢慢地说着，黄铜钥匙像一只小巧的鸟一般躺在他的手心里。“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他斟酌了一下对我的称呼，最后选择了较为合适的那个。“谢谢您，房东太太。”
这是个谨慎的年轻人。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梳理整齐后看着像钢丝一样。我独居，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父母留给我了一栋带地下室的房子，现在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人会留意我在院门外钉住的写有姓氏的铭牌。如果把我写进一本书里，想必从作者到读者都会像这个年轻人这样称呼我：房东太太。我把钥匙收进抽屉，点清了钞票；他在这时推开门，门外是过于灿烂的白昼，整个广场像一面铜镜似的反着光。他在门口站了几秒，似乎惊讶于看到这样的白天。我想起来，他确实经常出没在晚上，只不过这座公寓并不缺少脾气古怪的房客，因此无人在意他入夜时的踪迹。也许在他独自穿行在黑夜里的时刻，他早已熟悉了这座公寓的每个回廊与隔间，橱柜与管道，就像顽童对麻雀的身体结构那样了如指掌。甚至，他小步谨慎地在横滨的街道上行走时，他的眼睛也在观察着，记忆着，把每一块招牌、每一个路标、每一处能够通向他藏身之所的窖井盖和厨房后门都印在了脑海里，他对这座城市，就像顽童对麻雀的身体结构那样了如指掌。
当我回过神时，他已经离开了。门上挂的风铃还在晃动，但他的气息、他的身影已经渐渐消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滴入过于纯白的水，或者像一片阴影消弥在金光灿灿的大地上。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我是一栋公寓的房东，而他是我众多租客中的一个，我记得所有租客的名字。警官，还有市政府的官员，还有另怀目的的人，在这位先生离开后，纷纷找上了我。在他们问我关于他都知道些什么的时候，这就是我能说的一切。我必须假装我不记得我听到过他深夜穿过走廊时的脚步声，不记得我听到过地下室电脑散热器的嗡鸣声，不记得那个每天早上都准时给他送一杯浓茶到地下室的银发男人，不记得他第一次办理入住手续的时间，不记得他在横滨其他藏身之所的地点——是的，我跟踪过他。
坐在我对面的侦探社社员是个有点拘谨的青年，看上去好像还在上大学。侦探社应该是最后一拨找上我的人。我与这个年轻人中间隔了一张桌子，桌子上的花瓶里插了一支已经有些枯萎的红色玫瑰花，茶杯里倒了大麦茶。我隔着腾腾的水汽看着这张年轻的脸，恍惚地想到自己如果有一个儿子，年龄应该比他再大一些。
我听到我的声音问自己应该怎么称呼他。对面的年轻人露出和善的微笑，牙齿像上弦月一样露出来。
“谷崎。”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但我没有接。名片被放在茶杯旁边。他看上去并不在意，继续问道：“所以，就像您说的那样，他在昨天上午向您交还了钥匙就离开了。您只知道他是一个来到横滨的外国人，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对吗？”
我说是的，他还给了我一张身份证明，这是复印件。我把这张薄薄的纸片递给坐在谷崎先生身边的那个女孩子，她用双手接过去，看了一会儿，轻声而坚定地告诉我这是假的。
多么年轻的姑娘，红润娇艳的脸颊就和这支插在瓶子里的花一样。我是个容易被鲜花蛊惑的糊涂女人，一直都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是个好说话的租客，除了必须每天下午四点在窗台的玻璃花瓶里换一支新鲜的玫瑰花之外，他对这间地下室几乎没有别的要求。
“一支就可以了，我会把花提前准备好，就放在我的书桌上。请您把它放在尽量能被光线照到的地方。”
这间地下室有一个小小的半圆形窗户，像一只窥视街道的眼睛。第二天我走下台阶，推开门，昏暗的地下室室内漂浮着淡淡的灰尘。唯一一束浅黄色的光线穿过矮窗，照在那支新鲜的玫瑰花上。我一步一步地朝它走过去，就像走近一位被聚光灯照亮的演员。女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再被美丽的幻想迷惑，是会很难为情的。但是，请别嘲笑我的愚蠢，因为我似乎确实从那支玫瑰上看到了不存在的露水与晨曦，还有我已经逝去的年少时光。
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曾经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介绍异国怪诞传说的故事集。其中有一个故事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玫瑰原本只在晚上盛开，它的花瓣被月光染成了白色。有一天，一只吸血鬼在花丛旁杀死了被它迷惑的少女，花沾上了死者的血，玫瑰才有了红色的花瓣。
爱情等于愚行，幻象等于牺牲。这是编纂那本集子的人对这个故事做出的阐释。我捏住花茎来回地转动，想道，这艳丽的花，沾上了谁牺牲的血？
我是否说过，我跟踪了他？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场梦，也请日后看到这里的人把它当作一场梦来对待。不，那不是爱情，也不是什么别的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古怪要求只给予了我一个暧昧的梦境。我开始控制不住地猜测这支玫瑰的来历，因为他很少出门，回来时也没有带着花的痕迹，身上连一丝花香都没有。他从哪里带来的花？把这支花放在窗台上又有什么用？如果这支花是给其他人的讯号，那又是什么人会注意一扇低矮的窗户？就像我说过的，地下室只有一个稍微露出地面的半圆形窗户，就好像一头蛰伏在黑暗地下的野兽睁开了一只眼，窥视着这座无人关心它的城市。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关心过横滨的黑夜。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地白和亮，它好像在看着我，好像在一直跟随着我。我没有跟踪别人的经验，我只能与他保持距离，借用墙角和停靠在路边的车辆藏匿自己。周围很安静，安静得不同寻常，街道两边没有一盏灯是亮着的。月亮还在高楼间窥视着我，我在建筑投在街道上的黑影间穿行，感觉自己就是在这由暗巷和斜街构造的错综复杂的棋盘上的走子。夜晚的街道在密谋着什么，周围的阴影都在屏息观察，我能感觉到视线在从那些紧闭的窗户后、从下水管道里、从花坛的阴影里扑向我，像蛛丝一样粘在我的后背上。我汗流浃背，却又不敢停住脚步，那时候我甚至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不是人类，因为他走的速度非常快，像一朵在地面上漂移的云。他停在了唯一一间亮着灯的房间门前，我确信有人在等着他，因为房门在他一刹住脚步的同时打开了。我把自己藏在喷泉的阴影里，他走进去，好像一瞬间被房间里的光线吞没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的声音：
“这是全部的炸药吗，尼古莱？……”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件事的存在，我假装我对一周之后发生的爆炸案毫不知情。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应该警告别人，应该揭发他危险的计划，或者至少给警局打个匿名电话。我在天亮之前回到了公寓，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天花板。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听到我的租客打开了公寓的大门。他的脚步声在玄关停住了。
“您今天休息得很晚。”他看到我时，脸上没有一丝惊讶的神色。我开始猜测我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被他发现了，然而他却什么都没有说。他向我道了晚安，然后走下楼梯。我听着他走进了地下室。结束了。我成了他无声的、匿名的共谋者。他的身上没有一丝花香。
两位侦探社的社员向我道别。“打扰您了，耽误了您的时间。”他们真诚地向我致歉。杯子里的茶水直到放冷了也没有人喝，我看到他们紧皱的眉头，似乎在猜测这个被他们称为“魔人”的外国人现在身在何处。在他们离开后，我把自己的背往餐厅的软座上靠了靠，用一个更放松的姿势坐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我，现在还不到用晚餐的时间，餐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是允许放松的时间。我把视线移到桌面上，这朵花确实快要枯萎了，它还没有被认真地欣赏过就要枯萎了，而这家餐厅看上去没有准备替换的花。
我不知道这个服务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他沉默着，没有向我打招呼，动作娴熟而迅速地取走了那支快要枯萎的花，换掉水，然后从制服内侧的暗袋里掏出被塑料纸小心包裹的玫瑰，重新插了上去。我看着他，但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下午的阳光照在挂钟上，透过空气里漂浮的灰尘，我看到指针指在下午四点上。
END.
